太旧高速路为何质量过得硬

采访山西的公路质量，近日前来稽查山西公路建设的一位专家向记者讲了三件事：

其一，检查1996年竣工的太旧（太原至旧关）高速公路路基，有关人员用大锤往路基里打钢钎，连续打断三根钢钎都没打进去。检查人员心服口服，一致同意太旧路获国家建筑质量最高奖——鲁班奖。太旧路成为我国高速公路中唯一获此殊荣的高速公路。

其二，在去年竣工的原太高速公路上行驶，检查人员给车上放了满满一杯水，无论是桥头，还是高填方深挖方区段，杯中的水纹丝不动。再看两旁的护坡，有的像图画，有的似浮雕。检查人员交口称赞，说原太路是“精品工程”。

其三，考察新近竣工的太原南过境高速公路路基，10里长桥上的每一个混凝土浇铸件都是一个个精美的几何图形。再将这些图形与图纸上的图形对照，准确率达100％。检查人员纷纷翘起大拇指，称赞10里长桥浇铸工程为“样板工程”。

公路的高质量，首先源于省委、省政府对公路建设的高度责任感和由此产生的强烈的质量意识。

“不怕修路，就怕修不好”，这是省委书记胡富国的口头禅。他几次在大会上讲：“修一条路要花好多钱，这些钱是国家的、人民的。我们如果不珍惜国家的关怀、人民的支持，修豆腐渣公路，不要说是人，连牲口都不如！”修太旧路时，他去了36次工地，每次去工地，都要询问工程质量。一次，他听说某工段填方标准不高，要求不严，立即赶赴该工段。“填方质量如何？”他黑着脸问监理人员。监理人员回答：“有个别地方不达设计要求。”胡富国把帽子一甩，对施工负责人大吼道：“这是修高速公路，不是院子里的人行小道，你能按要求修就修，不能明天就撤出去！”当天晚上，胡富国又把时任省交通厅厅长的杜五安、副厅长刘俊谦、杨继刚叫到办公室，诚恳地对他们说：“修路必须注重质量。有些指标我不太懂，你们是专家，内行，就委托你们全权负责了。”接着又问：“抓质量有什么困难吗？”杜五安说：“其他没有，就是不好奖优罚劣。”胡富国说：“怎么不好奖优罚劣？说说看。”杜五安说：“前不久进行质量评比，国家王牌军铁十二局二处质量不过关，我们想把该处赶出工地，怕有人说长道短。”胡富国说：“赶，坚决赶出去，这个责任我负。”不久，铁十二局二处被赶出工地，质量全优的三位工程负责人被火线提拔。

省委书记怕修不好路，对不起国家，对不起人民；省政府主管公路建设的副省长杜五安则最怕刚竣工路面就坏了，不得不用破碎机破碎路面重铺油。他说：“破碎机破的不是路面，而是一捆捆的人民币，人民币凝结着老百姓的心血和汗水，我看见就心疼得直掉泪。”他多次告诫施工人员：“公路建设成也质量，败也质量。如果没有质量，投资再省，工期再短，也是坏事情。”有一年冬天，他正在医院打吊针，忽见雪花飞舞，便一把拔掉针头，急奔工地，看下雪会不会影响混凝土的凝固质量。

“省领导把质量视为生命，作为具体负责修路的省交通厅来说，质量就比生命都重要了，”满脸责任感的省交通厅厅长刘俊谦、副厅长杨继刚万分感慨地对记者说，“但如何保证质量，我们先是靠领导抓，后经过艰苦的探索，才形成了一套人人都得重视质量、都得抓质量的行之有效的质量保证制度。这套制度把每一位筑路员工，上到政府负责人，下到施工员、监理员、筑路工人，都拴在了质量上，成了山西公路建设的保护神。”

刘厅长所说的质量保证制度包括“公路建设质量目标”、“质量分级管理责任制”、“质量目标投标竞争机制”、“政府监督、社会监理、企业自检三级质量保障机制”、“纪律监督、舆论监督机制”、“质量奖罚激励机制”等内容。刚公布质量目标和分级管理责任制时，一位地区交通局长给省交通厅的一位负责同志打电话：“厅长，质量目标太高了，我们负不起这个责。”这位负责同志反问他：“是整条路达不到，还是任何一个区段都达不到？”局长回答说：“有些区段还是可以达到的。”省交通厅的负责同志又问：“为什么有的区段能达到，有的就达不到呢？”“是啊，为什么有的能达到而有的就达不到呢？”这位局长想，如果每一个区段都达到了，不就是整条路都达到了吗？看来还是个态度问题、责任心问题。放下电话，他立即通知领导成员开会：先学习省厅的质量指标和分级管理责任条例，后讨论达此要求的重大意义，最后作出决定：今后不管修哪条路，都要把省交通厅制定的质量指标当作第一指标，即按第一指标招标，按第一指标考核，按第一指标奖惩；谁达不到这一指标，是领导自动辞职，是施工队坚决清退。谁达到这一指标，做成全优工程，是领导提拔重用，是员工多得奖金。